1979年3月10日清晨，高平以西那嘎至班姆一带，越军特工第45营第3连伏在公路两侧，等候一支中国军队车队进入峡谷。这里山路曲折，视线受阻，车辆一旦被截断，前后很难迅速呼应。 这场伏击后来被越方反复宣传，称特工部队用20分钟摧毁了中国军队一个营。这个说法声势很大，却不能简单当作完整战况。实际遭袭的是广州军区第41军第121师炮兵团130火箭炮10连，连队遭受重大损失，但并非整建制步兵营被彻底消灭。 那嘎的危险，恰恰藏在一段看似普通的道路里。 此前，第121师奉命在扣屯三岔路口附近作战，清剿残余越军，并压制越军独立第183团的活动。3月9日，121师组织部队向盘踞在纳隆一线的越军发起攻击，战斗持续了一天。原本担任那嘎、班姆警戒的部队被调走，新的警戒力量没有及时补上，公路沿线因此出现了空隙。 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疏忽。 高平战事进入收束阶段后，部队既要继续清剿，又要准备撤回，公路上的运输、炮兵转移和部队调动十分频繁。第121师炮群接到命令，调集130火箭炮10连前往魁嘎附近，占领新的发射阵地，为前方行动提供火力支援。车队赶路较急，对沿途是否有友军警戒，没有作出充分确认。 越军第45特工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寻找机会。 据越方战斗人员陶文泉回忆，这支部队在战争初期被调往高平方向，起初主要负责挖掘战壕、修筑工事，并没有马上投入突击。它成立时间不长，实战经验有限，却熟悉山地道路和当地地形。中国军队开始撤离后，越军判断后方运输线可能出现防护薄弱环节，于是把注意力转向3号公路沿线。 3月9日，越军第45特工营第3连秘密进入那嘎、班姆之间，在大约700米长的弯道路段分散设伏。桥梁、林业站和道路转弯处，都被纳入观察范围。特工分成若干小组，彼此保持距离，目的很明确：截断车队，先打乱指挥，再集中火力。 次日早晨7时15分，一辆装载物资的车辆驶来。越军没有立即开火，任其通过。随后又有数辆卡车经过，伏击者仍然保持沉默。这个耐心的等待，说明他们并不想只袭击一两辆运输车，而是在判断目标规模。 到了上午9时左右，130火箭炮10连的车辆陆续进入伏击区。车队共有16台车辆，车辆之间距离不一，前后视线又被弯道遮挡。越军直到目标大部分进入预定区域，才发出开火命令。 “先打两头，再断中间。” 这套部署迅速奏效。越军使用82迫击炮和40火箭筒开火，车队首尾受到压制，中段车辆也被迫停下。后方工程车辆起火后堵住道路，撤退通道随即被封死。炮兵连官兵此前没有预料到近距离伏击，部分人员虽携带枪支，弹药和手榴弹却准备不足，仓促还击很快陷入被动。 连长和文书中弹牺牲，指导员在组织抵抗时也负伤牺牲，副连长同样在指挥中受伤。车队失去有效统一指挥，幸存人员只能依托路旁沟渠进行还击。战斗时间并不长，却极为惨烈。 接到消息后，第41军前指命令附近部队增援，距离较近的第160师第480团随即组织力量前往。负责平江大桥警戒的第8连赶到那嘎时，越军已经撤出约15分钟。特工部队没有恋战，他们知道伏击的优势只存在于最初阶段，一旦中国军队援兵抵达，继续停留便可能遭到围歼。 这次战斗中，第121师炮兵团130火箭炮10连牺牲22人、负伤33人，损失130火箭炮4门、汽车5台。越方所谓“20分钟摧毁一个营”，显然带有宣传色彩，但伏击造成的损失确实严重，暴露出撤退阶段警戒衔接不严、车队行进疏忽和弹药准备不足等问题。 更值得注意的是伏击后的变化。 高平方向的越军第312师很快得知中国军队炮兵遭袭。越军判断，第121师火力受到削弱，或许会减少主动进攻。此时，毛余副军长与第121师师长郑文水面临一个实际问题：继续在纳隆一线作战，可能让部队陷入孤立；立即撤回，又容易让越军误判形势。 命令很快下达，第121师从纳隆方向收拢兵力，同时制造出准备再次进攻高平的迹象。侦察部队在指挥部附近公开驱赶当地人员，并放出即将构筑炮兵阵地的动静。越军特工将这些情况报告上去，312师由此产生判断：中国军队仍有备用弹药，可能很快对高平北郊实施炮击。 中午时分，第121师把火炮朝向高平北郊的越军阵地，摆出强攻姿态。越军312师虽有炮兵和步兵，却缺乏完善野战工事，无法确定中国军队究竟是虚张声势，还是准备重新进攻。犹豫之下，312师选择后撤。 那嘎伏击给第121师造成了真实损失，却没有让越军获得预想中的战场主动权。越方记忆中的“20分钟大捷”，记录了特工部队一次成功突袭；而随后发生的撤收、佯动与退却，又构成了这场战斗不易被宣传文字完整呈现的另一面。 特别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