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五零年十月十五日，北京中南海丰泽园，早晨的空气里带着北方深秋特有的干冷。刘思齐从屋里出来，看了一眼天。天是灰蓝色的，没有云，也没有风。院子里很安静，静得能听见远处传来的几声鸟叫。这一天是她和毛岸英结婚一周年的日子。没有仪式，没有宾客，两个人早就说好了，晚上就一起吃顿饭，随便说说话。他们结婚才一年，日子过得简单，甚至有些拮据，但那时候的人不讲究这些，能在一起，就很好。 早饭刚过，毛岸英就说要走。刘思齐没有多问。那个年代，革命家庭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：不该问的不问，不该听的不听。丈夫在机关里工作，经常有紧急任务，说走就走，是常态。她只是站在门口，看着他的背影从院子里消失。毛岸英走得很急，步子迈得大，衣服角被风掀起来一点。他没有回头。刘思齐也没有喊他。两个人都不知道，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。 当天上午，毛岸英随彭德怀登上一架苏制伊尔-14运输机，从北京起飞，经沈阳短暂停留后，直飞丹东。飞机上的人不多，除了彭德怀和几个参谋，就是毛岸英。机上没有人说话，发动机的轰鸣声把一切都压住了。毛岸英穿着一身普通志愿军军服，没有军衔，没有特殊标识。他的身份，机上只有极少数人知道。 飞机在丹东降落时，天已经擦黑。鸭绿江对岸，朝鲜半岛的天空不时闪起暗红色的光。那是炮火。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硝烟味，从江那边飘过来。毛岸英站在江边，看了一会儿对岸，然后转身走进营地。他用的名字是刘秘书。没有人叫他毛岸英，也没有人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儿子。 三天后，他随志愿军司令部跨过鸭绿江，进入朝鲜。 大榆洞，志愿军司令部所在地。说是司令部，其实就是一个废弃的金矿洞，外面散落着几间用木板和油毡搭起来的简易房。洞内潮湿阴冷，洞外则要时刻提防美军的飞机。美军的侦察机几乎每天都来，像苍蝇一样在头顶上绕。后来美军飞行员回忆，他们注意到这个地区有大量无线电信号，地面上有明显的车辆碾压痕迹，判断这里是一个高级指挥部。于是，轰炸机编队开始频繁光顾。 十一月二十五日清晨，天还没亮透，司令部的参谋们就接到命令，全部撤入矿洞。彭德怀是最后几个进洞的。他前脚刚进洞，防空警报就响了。紧接着，美军的B-26轰炸机从东南方向飞来，投下大量燃烧弹。整个山谷瞬间被火海吞没，那些简易房在高温中像纸片一样卷曲、炭化，最后坍塌成一片灰烬。 洞内的人透过洞口向外看，只能看见一片红色。火焰把洞口的岩石都烤得发烫。人们屏住呼吸，等待轰炸结束。 轰炸持续了大约二十分钟。飞机走了以后，有人从洞里跑出来，清点人数。很快，一个参谋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报告：毛岸英和另一名参谋高瑞欣没有撤进洞。彭德怀脸色刷地变了，拔腿就往外跑。但房子已经烧没了，只剩几根焦黑的木桩还在冒烟。人不可能活下来。 后来人们在一块烧焦的木板下找到两具遗体，已经无法辨认。只能通过遗物的位置判断，其中一具是毛岸英。 彭德怀站在那里，很久没有说话。这个在战场上见惯了生死的将领，此时脸上的表情复杂得难以描述。他回到洞里，坐在一张破桌子前，开始起草电报。电报稿写了又撕，撕了又写，反复了好几次。最终，他拟了一封极简短的电文，发往北京，收件人是周恩来。 电报没有直接发给毛泽东。这是经过慎重考虑的。当时第二次战役正在紧要关头，整个志愿军的命运系于一线，毛泽东在北京昼夜不停地指挥调度。如果这个时候把儿子牺牲的消息直接送到他面前，后果难以预料。周恩来接到电报后，把电报锁进保险柜，一个字都没有说。 这一锁，就是将近两个月。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，战场态势基本稳定下来，周恩来才找了个机会，把电报呈给毛泽东。毛泽东看完电报，把纸放在桌上，点了一支烟，抽了好几口。烟灰落在桌面上，他没有去掸。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钟摆的声音。 最后，他开口了，声音很低，只有一句：“战争嘛，总要有伤亡，没得关系。” 说完，他不再提这件事。 刘思齐还在等。她在北京，在丰泽园旁边的院子里，每天等一封信。等了一个月，没有。等了半年，没有。她开始失眠，夜里常常坐在窗前，看着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。树干上有一个疤，像一只眼睛。她看着它，它也看着她。 她不知道，毛岸英已经在朝鲜的冻土里躺了很久了。志愿军烈士的遗体大多就地安葬。大榆洞附近后来建起了一座小型的烈士陵园，毛岸英的墓也在那里。墓碑上刻着“毛岸英同志之墓”。后来的桧仓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，才是大多数人知道的那个。 一九五二年，刘思齐无意中看到一张照片。是别人带回来的，照片上的人戴着朝鲜人民军的军帽。她认出来了，那是毛岸英。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小字，拍摄日期是一九五零年秋天。她拿着照片的手开始发抖。那些“出差”“通讯不好”“忙完就回来”的说辞，在这一刻全部碎了。 但她没有马上去质问。她只是把照片收好，放在枕头底下。夜里睡不着的时候，就拿出来看。 抗美援朝结束了。志愿军分批回国。北京火车站，一批又一批的战士从车厢里走下来，和亲人抱头痛哭。刘思齐也去了火车站，她站在人群里，看着那些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