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5年8月，延安，毛泽东、刘少奇等人讨论的并不是一块普通土地，而是一盘可能决定全国战局的棋局。日本宣布投降后，东北突然失去原有统治秩序，谁能尽快进入，谁就可能掌握今后战争的主动权。 东北的分量，不只在面积大。那里有鞍山钢铁、沈阳兵工等近代工业基础，还有铁路、矿产和相对完整的城市体系。更关键的是，东北背靠苏联，连接华北，向南可以威胁关内，向北又便于获得战略纵深。 当时，国民党军队受交通条件限制，无法立刻把大批主力运到东北。共产党也没有现成的正规军在那里展开行动。双方都清楚，这不是简单的“抢地盘”，而是争夺战争资源、交通命脉和未来发展空间。 1945年8月9日，苏联对日作战，百万苏军进入东北。日本关东军很快瓦解，伪满政权随之崩溃。苏军占领城市和铁路要点，却不能公开把东北交给共产党。这个特殊局面，使中共必须抢时间部署力量。 延安方面很快作出判断：东北不能只派一支部队去，更要有一名能够统筹军事、处理复杂关系的主将。1945年9月国共和谈期间，刘少奇曾向毛泽东提出陈毅、徐向前、林彪三个人选。三人都能打仗，但适合东北的理由并不相同。 陈毅是老资格将领，长期主持新四军和华东根据地工作，政治、军事经验都很丰富。可是华东战场同样离不开他，山东根据地的部队也需要统一指挥。把陈毅调走，华东方面很可能出现新的空缺，这个代价不能不考虑。 徐向前更是红军时期的重要方面军指挥员，擅长以弱胜强，具有独当一面的能力。遗憾的是，长期战争已经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。抗战胜利后，他的健康状况并不适合承担东北这样地域辽阔、局势剧烈变化的战区。 林彪的资历确实比陈毅、徐向前年轻，但“年轻”不等于经验不足。他从井冈山时期起便担任重要指挥职务，经历过中央苏区作战、长征和抗日战争，尤其重视侦察、地形和兵力部署，作战风格偏于谨慎，不喜欢在准备不足时硬拼。 有人曾问：“东北这么大，林彪能不能压得住阵脚？”毛泽东看重的，恰恰是他在复杂战场上的判断力。东北初期并没有稳定的后方，部队来源复杂，地方武装、干部和新参加革命的人员需要整合。主帅既要会打仗，也要能在混乱中建立秩序。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。进入东北的部队，主要来自山东、冀热辽等北方地区，熟悉北方气候和作战条件。林彪过去长期在北方部队中工作，对这些干部和部队的情况更熟悉。相比之下，陈毅长期经营华东，徐向前又受到身体条件限制，林彪的适配度更高。 林彪同毛泽东的军事思路也较为接近。毛泽东强调集中优势兵力，各个歼灭敌人；林彪在实际指挥中，同样重视选择战场、制造局部优势和减少无谓伤亡。平型关战斗前，他反复勘察地形，选择有利位置设伏，体现的正是这种作战习惯。 不过，把林彪派往东北，并不意味着中央已经预见了后来的一切胜利。1945年冬，东北形势仍然十分复杂，国民党军队依靠美国海运、空运迅速进占部分城市，中共部队则需要在农村建立根据地。林彪面对的不是一支已经成型的百万大军，而是一支正在整编、训练和补充中的队伍。 “先站住脚，再谈决战。”这类部署，正符合当时东北的实际。部队一度在城市争夺中遭遇挫折，随后转向广泛发动群众、建设根据地、整训部队。林彪并非一开始就处处顺利，他的作用更多体现在能够根据形势变化调整打法。 从1946年四平战斗到1947年夏季攻势，东北民主联军逐步完成了由分散作战到大兵团作战的转变。部队数量增长只是表面，更重要的是指挥体系、后勤补给和地方政权逐渐连成一体。东北的工业和粮食资源，也开始转化为持续作战能力。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时，东北野战军已经具备大规模歼敌的条件。经过数十天作战，东北全境基本解放，国民党军在东北的主力被歼灭。此后，东北野战军入关南下，成为华北、平津以及全国战局中的重要力量。 刘少奇提出的三个人选，代表的是中央对东北主帅的慎重权衡；毛泽东最后选择林彪，则是把个人能力、部队来源、身体状况和战区环境放在一起判断。陈毅不能轻离华东，徐向前难以承受长期重任，而林彪在军事指挥和北方部队基础上更符合当时需要。 这次选择的关键，不在于谁的资历最高，而在于谁能在最短时间内把一盘散沙般的力量组织起来。东北战局后来发生的变化，正是从这个决定开始逐步显现的。 特别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