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3年，汉奸李士群遭日军毒杀，其妻不服，日军竟称：你曾与丈夫下属通奸 1932年春，上海，李士群面对的不是一张普通的逮捕名单，而是一场政治秩序骤然改变后的生死选择。四一二政变后，上海白色恐怖加剧，地下组织遭到破坏，许多进步人士被捕。李士群原为中共党员，局势转折后，他与原来的政治阵营切割，转入国民党中统系统。 这次转变并没有让他获得真正的安全。进入中统之后，李士群很快卷入内部争斗。1933年秋，他与丁默邨合谋刺杀中统上海区负责人马绍武。行动之后，李士群被捕并遭到刑讯，身体受到严重损伤。叶吉卿曾多方奔走，为丈夫寻找关系、争取脱险。夫妻之间的相互扶持，在当时更多是生存需要，也牵连着复杂的政治利益。 有意思的是，李士群早期身份变化，已经显露出一个明显特点：他并不把组织信念视为不可更改的约束，而是不断根据环境调整依附对象。政治高压确实会把人推入险境，但从脱离原有阵营，到参与特务活动，再到后来投靠日本，这些选择并非一次完成，往往伴随着现实利益的计算。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，全面抗战爆发。上海、南京相继陷入战争和占领的阴影，李士群没有走向抗战一边，而是转投日本扶植的汪伪政权。1939年，他成为汪伪特工总部的重要负责人，后来在“七十六号”担任副手，与丁默邨共同参与特务系统运作。 “七十六号”并不是一般的行政机构。它以搜捕、审讯、监视和暗杀为主要手段，目标包括抗日志士、地下工作人员以及拒绝合作的社会人士。李士群在其中扮演的角色，也不只是传递命令的办事人员。他借助日伪权力扩张自己的控制范围，参与打击抗日力量，并通过特务网络经营财富和关系。 到了这个阶段，李士群与日本方面的关系十分微妙。他依靠日军支持，却又试图把特务机关变成自己的地盘；表面服从，实际不断谋求更大自主权。1941年前后，他被指责染指日军财物、垄断紧缺物资，甚至利用渠道把部分物资转卖给新四军。相关细节在不同材料中记载不一，但他与日军之间的利益冲突确实逐渐加深。 日本人需要李士群这样的合作者，却不可能真正信任他。对占领者来说，伪政权人员的价值在于熟悉本地社会、能够处理情报和镇压事务；一旦对方掌握过多资源，或者出现不受控制的迹象，原有的合作就会变成防范。李士群越是经营自己的势力，越容易触碰日本特高系统的警戒线。 1943年9月，李士群在南京一带活动期间，被日本方面设计毒杀。关于具体下毒方式，史料和后来的叙述存在差异，常见说法是日本特高课人员冈村借送食物之机下手。可以确认的是，李士群中毒后死亡，时年不满四十岁。一个长期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周旋的特务头目，最终没有死于战场，也没有死于公开审判，而是被曾经依靠的日本人秘密清除。 李士群死后，叶吉卿并未因此得到安稳。日方为了处理后续影响，曾以她与丈夫下属关系暧昧、涉嫌通奸等说法施压，并逼迫她签署相关声明。这些指控本身带有明显的政治审讯色彩，目的不在查清家庭关系，而在于制造说辞、切断责任，也让死者家属失去申辩空间。 周佛海等汪伪高层与李士群之间的矛盾，也在这场清算中留下痕迹。伪政权内部并非铁板一块，特务、财政、军警和日方机构各有算盘。李士群曾凭借暴力和情报上升，却无法摆脱更高权力的控制；叶吉卿曾经为他奔走，最后面对的却是日方递来的声明和一套已经写好的罪名。1943年的南京，李士群的政治生涯就这样停在了日本特高课的处置决定上。 特别
